寫作三昧藥
李潼
寫作的過程，究竟是甘美還是苦澀？文友們的感想有程度不同的差別；從九分甘美一分苦澀到一分甘美九分苦澀間，至少可以劃分多種等級。何者居多？沒聽說誰做過精確統計，不得而知。但是從催稿、逼稿及稿源奇缺，好作品難求的現象來推測，不說寫作的過程是苦多樂少，恐怕也是苦樂參半；而且，老、中、青三代作家縱然『症候』不同，外顯的拈鬚、喝濃茶、熬夜、踱步等痛苦卻又相差無幾，否則，文思泉湧、倚馬可待，作者、編者和訪者必然皆大欲喜了。讓我們假設寫作是一件苦樂參半的事。它約甘美快樂甘且各納已有，
盡在不言中。而它的苦澀艱難，應該也有治療的方法。以一個青年作家初入此 道的心得，開列的一帖二一味菜，絕不敢說它能菜到病除、痊癒其身，也許，這一帖菜合乎部份文友的值質，果然減輕痛苦，或無病強身，誠意便到。
問題丹──為什麼寫作？／寫些什麼？／怎麼寫？
這三個問題包括對寫作動機的審視、寫作方向的確立和寫作技巧與內容的充實。寫作助機大致可分內趨與外趨兩類；為名氣、為利益、為某一個特定的一人而寫作是屬外趨；因才能、因理想、因使命感而有話要說，不能不執筆為文屬內趨，動機的內外趨力差別，對文章的優劣並沒有顯明的直接影響，但對寫作生命的長短卻有不同的決定。文學的體式可分詩歌、散文、小說、戲劇等大項，就連兒童文學也可分少年小說、童話、童詩和圖畫故事等，寫作大方向的擬定，因人的才情、性格、後天訓練及環境而差異，盲目跟從，不詳細選擇並不恰當。至於寫作的技巧和內容和『寫些什麼』有密切關連，選定一項或兩項之後，再全力投入，比較不會徒勞無功。
興趣散──大環境的生息何在？╱創作的趣味何在？
文章，無非是反應大環境的生息以及寫作者的所想所感。周遭環境的變動，自然都是寫作者源源不絕的題材，經過寫作者敏銳的觀察，以最適當的文體呈現給讀者，這是當然的事。雖然陳年過往的事件，對於現代讀者仍有功效，
但也不是一味擷取，否則難兔有。『象牙塔作夢』和『沉溺在裏腳布的氣味』之譏。雖然『假想未來』對現代讀者有警示以及擴展視野的正面作用。但囿於觀察，無所憑據的想像，也容易淪為『杞人憂天』和『白日夢』的笑話。現今這時空下，人們的哀樂喜怒，應該最值得寫作人所關切的。在創造的同時，我們不妨特別留意筆下那『無中生有』的喜悅，自我突破的激情種種創作的趣味，
這甘霖喜雨潤澤創作田園，當使收穫更豐富而充滿生機。
信心湯──下筆才有好文章／捨我其誰。
許多原因都能迫使作品量的減少，包括公務繁忙。體力不濟、題材貧乏等等，這些原因卻都不如蹉跎來得嚴重，而蹉跎的主因，往往又來自『信心危機
』。信心危機包括過度的自信和缺乏信心。前者的信心膨脹，可能造成筆下的不知節制，而作品浮濫以及另一反極的『眼高手低』。使作品量銳減，後者的現象，往往是唯一的『沒有作品』，老、中、青三代作家會有不同的『信心危機』，實在需要自我診療。『捨我其誰』的理智，中庸態度，或許是可取的。
有人說寫作的人，最需要的是一個破碎的童年，但我在花蓮並沒有什麼『殘酷的往事』，相反地，卻充滿了豐富美好的回憶。我寫作之初，並不覺得花蓮的成長經驗對我有什麼影響，但年歲漸長，越覺得我在花蓮的生活經驗，是我寫作的一個重要源頭，也是我寫作上非常重要的素材。
作家需要什麼樣的成長經驗
花蓮是一個非常典型的移墾杜會，在這裡有閩南人、客家人、阿美族人還有一九四九年來自中國大陸各地的外省人，在文化多元且相當融合。以我童年所住的鎮安街來說，我的鄰居就包含可以上所說的各種族群。而且各行各業的人都有。我小學時期時常去『遊學』的一位同學的母親是日本人，對待我們這些十一、二歲的小孩子，一向非常客氣，讓我們覺得自已像個大人般受尊重。我們曾到一位姓潘的阿美族同學家，他祖母說她已經百多歲了，我們總是不相信，因為她遇常常拿一根棍子趕難，而且還會『挑蛇』；每年重陽節，記者都會到那祖母家裡訪問她的養生之道，我們常看到她對記者愛理不理的，逕顧嚼著她自己調製的檳榔，沒想到那些記者們也真厲害，第二天我們在報紙上，還都能看到他們寫一大篇有關祖母的養生之道，例如早睡早起啦、晚上睡前喝點小酒啦之類的『觀察報導』。
我還有一位同學，家裡是開棺材店的，我們幾位同學第一次到他家裡時，才見識到棺材有那麼多種；紅色的、黑色的、有基督教用的黃色的，還有小孩用的。那時突然意識到死亡這件事。我這位同學家裡，木板雖然很多，但佣佣就是沒有書桌，我同學的父親指著一付棺材蓋板說；『這不就是桌子嗎？』記得當天中午過後，同學父親在他店裡的一座棺材樣品中睡午覺時，我們一行人中的另一位同學的母親，先是在這棺材店外叫喚她的兒子回家，因為我同學沒有回應，於是她又走進店裡，繼續叫喚著我同學的名字，結果，吵醒了正在棺材內睡覺的老闆，只見他忽地從棺材裡仰臥起坐，對著我另一位同學的母親大聲說︰『才睡一下而已、吵什麼吵！』這位原本耍進屋裡我兒子的母親當場暈倒。後來，我這位同學母親
。游媽媽精神渙散了，被大家送去收驚，怎麼都治不好；結果還是因為喝了棺材店老闆阿塗伯的『口水茶』才回過神來。
以上這些事，實在很像拉丁美洲作家所寫的『魔幻寫實』的束西，不論是那位已經一百多歲卻還能健步加飛趕難的祖母，或是給了口水茶讓人當藥喝的阿塗伯，這些人、這些事，都是在花蓮生活經常可觸及的經驗，生活似乎已經卡通化＼了，但卻又絕非卡通，而是活生生的真實經驗。
發生『棺材店』事件之後，我們幾個小孩『負荊請罪』向游媽媽道歉，她非但沒有責怪我們，反而怨嘆那是她自己的災厄，不斷地怪罪著自己的前世，這讓我們這幾個惹禍的小孩更難堪。這些生活經驗，後來也都化為我小說中片片斷斷的素材，而那些經驗中蘊含的理念，在我歷經更多的人事變遷之後；變得更為清晰可見，讓我更有脈絡可循，覺得有個『故鄉花達』在那裡，真好。有個記憶上的、心靈上的故鄉讓我回去，這對於一個文學人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安全的迷路也有銘心記事
我
這個人生性有點迷糊，因此小時候有不少迷路的經驗，在我五歲的時候，花蓮王母娘娘廟舉辦大拜拜，我在自己家前看熱鬧，在整個遊行『陣頭』的隊伍後面，我耳尖聽到有人說，遊完街要回到廟裡吃豐盛的『平安粥』和『
平安湯圓』，因為嘴饞，所以就跟著『陣頭』而去了。到了王母娘娘廟看到三個大鍋子：兩鍋『平安粥』和一鍋『平安湯圓』。因為鍋旁到處都是人，我無法靠近，於是我坐在一座石獅子旁，等著別人盛粥或湯圓給我吃，後來果然有
一位『大人』見我一個小孩子可憐，盛了一碗粥和一碗湯圓給我。直到今天，都已經四十年，那兩碗粥和湯圓的美好滋味，都還讓我記憶猶新。記得當時吃完來西後，我就睏得在石獅子上睡了過去，醒來後發現幾乎所有人都走光了，
那種感覺，恍惚是做了一場夢一般。後來，當我準備回家時，才發現在那王母娘娘廟的廣場邊，雖然有許多路，好像每一條都可以通往我家，但又不確定是那一條路。後來，有一位帶髮修行的『菜姑』走過來問我：
『你叫什麼名字？幾歲？』
『我不能回家，』我答道。
『你住在那裡？』
『我們家那裡有兩條鐵軌：還有一座橋。』。
於是那『菜姑』就試著領路帶我回去。在那一個日落黃昏的時候，心情非常地焦急慚愧，而肚子又非常地滿足，被一個『菜姑』帶著沿鐵軌走，那鐵軌在黃昏時，是一二條亮亮的長線，就那樣走著時，我不知道將通往那裡，也不知道是不是能夠回家，而回頭一看，也還是二條亮亮的長線。我想，那可能是我生命中的經典畫面吧。後來，終於走到我認得的那一座橋，也回到了家。在花蓮那樣的一個迷路經驗，我覺得格外有意思，那樣的迷路，基本上是安全曲的──不管是人的迷路或是心的迷路。我很慶幸生在花蓮，因為人不僅在五歲的時候會迷路，十五歲時、廿五歲時都可能迷路，一種心的迷航，我們總也會在人生的路上痛苦焦慮，不斷被要求必須下判斷，而每一個判斷都左右著你人生的道路，將來雖然也有轉換的機會，但也會讓人多繞了一圈。
機緣殊勝的文學震動
找他很慶幸自己念了花蓮中學──一所位於大平洋海岸的好學校。在花蓮中學唸書的那段生活經驗，對我後來的寫作，也有很大的影響。記得有一次學校午休時間，忽然發生了大地震（印象中花蓮的地震不會很久，但是蠻猛的），當時我正在圖書館內走著，一個書櫃就在我面前倒下，整排散落一地，此時剛好有一本書『灑』在我的腳上，書頁攤開著，正是胡適之所寫的《秘魔巖月夜），於是我在搖晃中讀了那首詩︰『依舊是月圓時／依舊是空山靜夜／我獨自月下歸來／這淒涼如何能解／翠薇山上的一陣松濤／驚破了空山的寂靜／山風吹亂了窗紙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頭的人影。』我想我永遠不會忘記這件事──在地震中看到一本書攤開來，以玻璃碎片當書籤插在書中，就這樣讀著（秘魔巖月夜）。後來我寫了一本書，就叫做《我們的秘魔崴），既用到了那首詩，連當時那個場景也用到了。
鄉里巷弄也有政治觸鬚
現在的花蓮港務局附近就有一個『巖』，那曾經是一個非常恐怖的地方，在二二八事件時期，是一處槍斃人的場所。被槍斃的，不只是本省人，而是各行各業的人都有，所以那地方留下許多的冤屈血腥。二二八事件留在人民心中的痛和恐懼，至今還未完全消除，這問題絕對需要好好處理才行。我寫了一篇小說，就是描寫一位小孩子的父親──王醫師，就在那地方被槍斃了。這小孩長大至十四、十五歲左右，才知道這件事，後來他除了想去尋找曾槍殺他父親的外省兵之外，還會設計一些外省小孩到那『巖』上，刺激他們在巖邊翻筋斗，讓他們嚐嚐在高崖上面對死亡的恐懼感。這中間的過程非常恐怖，充滿了由恨而生的報復。小說演變至後來，我用一些篇幅討論這些殺戮之事究竟該由誰負責，到底是槍殺人的劊子手該負責任呢？還是發出命令的指揮官該負責？還是這指揮官之上所謂的政策要負責任呢？還是政策之上的領導中心要負責？而領導中心之所以會這個樣子，到底是誰縱容了他呢？是不是我們沉默的民眾也要負一些責任呢？因為在悲慘的事件發生時，每個人常常為了自保而沉默，甚至因默許顯示贊同。
到底是誰該為二一一八事件負責呢？我在那本書中曾討論這個問題，有機會的話，大家可以拿那本書來看，也可以看看其中有關花蓮的部份。有一位書中人物『毛毛』，毛毛的爸爸是個黑人，他的媽媽則是一位Bar—girl。以前在花崗山山腳下，有許多Bar，越戰時期有許多美軍會來此渡假，花蓮在當時還曾因此而賺了很多的外匯。有一群吧女被罵，當時一位就回道，『你們算什麼？我們這些Bar—girl為國家賺了多少外匯你們知道嗎？』我覺得台灣人應該要去認識自己的歷史，今天我們有許多人回到中國大陸去之後，看到他們的貧窮和落後有些輕蔑，其實是不應該的，我們應鼓勵他們進步，因為中國大陸的進步是台灣最大的保障，他們富有之後就不會想打仗，對我們就不會有那麼大的威脅。而且，我們沒有資格譏笑他們的貧窮，因為台灣也貧窮過，我們現在或許會瞧不起泰國，因為他們靠女人賺了許多的外匯，但我國前輩的姊妹們，也曾為台灣的經濟，付出了皮肉之苦，對於她們，只有悲憫。
再次發現台灣兒女的性格
如果我們必須重新去看某些事情，不論用世俗的眼光去看待，或以歷史的角度去觀照，我想小說都可以發掘這樣的束西。小說不只是『說故事』而已，它的故事裡還有所謂的『骨頭』，這些『骨頭』可以讓人咀嚼，它不只是一塊肥肉而已。有人總是把小說，看成是一道飯前的沙拉或飯後的甜點，但未曾想到它可以是一道主餐。別因為它包含著一些故事就輕蔑它，那些故事或所謂精彩的情節，只是為了吸引人看下去而已，就怕我們看不到故事內的『骨頭』。『看小說』這件事，作者和讀者都需要一定的程度。讀者可以假設作者有些東西，埋藏在作品內更深層的某個地方，作者一定有某些話要說，只是不方便那麼直接地說出來。作家並不是在寫哲學或向人說教，也不是在寫藝術格言，而是在寫生活。
『台灣的兒女』系列是我最近所寫的書，一共一百多萬字，分成十六本，時間則橫跨一百多年，主題是要尋找『什麼人才叫台灣人』。誰是台灣人呢？台灣人究竟是怎麼回事？台灣人究竟有什麼樣的遭遇？有人說一、二百年前移民到這裡的才是台灣人，但民國三十八年之後才來的，就不是嗎？所謂台灣人是用移民時間的先後而定曲嗎？台灣灣人究竟是什麼樣的人？台灣人很兇嗎？有人說台灣人很濫情，是嗎？『台灣人很不經嚇』，是嗎？在小說裡，我試圖去找尋找什麼樣的人才是台灣人，而基本上，在花蓮的經驗會對我的寫作有所影響。
寫作人反覆自問的為什麼
你為什麼從事少年小說創作？…
一年總要遇上十幾位好問的人，很認真的問我這問題。不知他們對從事其他文體的寫作人，是否也問『你為什麼要寫散文』、『你為什麼要寫詩』？朋友們的好奇，不在於文藝理論上的『你為什麼要寫作』？而純然是對少年小說這樣一種文體的陌生。
以少年的心思，寫少年的生活場景，寫少年成長的情節，讓少年樂於閱讀小說，在鼓舞少年老成或設想少年不知世事的兩極化的社會，卻不容易受到應有的看量。
少年的現實問題，常不能與拓展的心思和日日長大的身體同步並進。能吃能睡能動能跳，敢哭敢笑敢愛敢恨，若要強壓成不能不敢，這種節制，在扭曲之中，有些少年甘願潛伏，有些則不甘願的叛逆，不過，不論是否甘願，但願有幾十部為他們而寫的少年小說，或許可以讓少年在鬱悶的急速成長期，得到閱讀的樂趣，得到心思的安慰和紓解。
少年小說寫作，也不完全是這麼悲壯的使命。我寫得愈久，愈覺得寫作人的自然心性，更主導寫作方向。
我的少年時期，完完整整的在台灣東部度過，花蓮山水的險峻和秀美，地理的開闊和封閉，人文的單純和複雜，讓任何一個不快樂的青春少年。多少還有快樂可以撿拾。少年蓬勃的好奇，滋生許多疑惑（那時的花蓮民意代表選舉已有買票、作票的傳聞，不過沒有一個夠力的人炒得起來，我們只是不懂為什麼有人這麼在意當選或落選），我們學習關心和不關心，從小眾傳播利大自然去找答案。我們在美崙山曲折的洞穴，搜尋所有的可能，感受洞穴的陰涼和空氣的鬱悶，在不確定的地道做美好與險惡的揣測，認定自己的探險，終將有所發現。
許多太深或太淺的圖書，藏在濱臨海岸的科學大樓二樓，我們看得不耐煩或不知所云，但是在沒人強迫午睡的正午，還常常去。甚至膽敢蹺課蹺到圖書館，讀得不來勁了，乾脆趴在書上作夢，將書中能懂的部分，再一次增刪和組合；有時也夢見自己正在作夢，感覺很好。
少年的求知欲，永遠飢渴。我們享用各種傳統和非傳統的食物，即使一朵花、一根草也要讓舌尖試試；我們在大人劃分本省人、外省人、客家人和山地人的時代，卻與趣盎然游走各方，在各族群間左右逢源。在沒有適合我們閱讀的書籍之外，讀了這些最最動人的人生大書，『少年的心是澄淨湖泊，靜靜接受了拱虹、雷雨、雲彩和飛鳥走獸的投影，在心湖深處清楚分類，一一存藏。
環境變遷，不同世代的少年，仍有共通的心性。我的少年時代印象太深刻，一直和往後的日子互補與驗證。我寫少年小說是體貼少年，也是安慰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