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靜幽然
──文學與生命對話
林文義
或者面臨真正老去，才首次認識自己白髮如雪冷，皺紋若旱地；一切皆應卸下，譬如記憶不再的悲歡與幽寒。寧願認命的輕闔雙瞳，默念昔日曾經書寫的文字，只有它是永遠的戀人……
1
遙遠的七十年代，一知半解的大量閱讀，關於卡里紀伯侖格言式的＜先知＞、安德列紀德手記體的＜地糧＞、泰戈爾詩歌＜漂鳥集＞乃至於卡夫卡小說＜異鄉人＞……我是個孤獨憂鬱的沉默少年，如何試著開始動筆書寫，反而是從王尚義蒼白悲觀的遺作＜野鴿子的黃昏＞所觸動，及後尋得普天版沈臨彬之＜泰瑪手記＞，驚艷於他文字的壯麗悲情，繼而昔之葉珊今之楊牧的散文初集深刻迷戀其內涵之柔美婉約，從此陷於其中反而難以自拔。
此時是三十年後的公元二零零三年仲夏，回首望而憶之，猶如歲月留下的痕路。三十年三十本散文著作，早年的風花雪月，未力求思想內蘊之深沉精進，僅懷著如同向所閱讀的大師致敬的莽撞狂熱，竟也不懼涉險的奔入陌生且未知的文學初旅。我以年少生命的愚癡，試圖探測文學的冷暖，或確切的說，是在孤獨與不被了解的前題下以文學書寫填充自我膚淺空洞之學識不足，小小的虛華與發表欲而已。
何以會執著於散文形式，行走半生？一是習慣於擅用的『我手寫我心』的表達方法，二是有意閃避詩、小說的體例混淆。其實捫心自問，是怕失去自信，若在詩、小說的領域中無法勝出散文，反會貽笑他人；多少呈露自我的不求變易以及不畏懼新的創作形式的懦弱吧？譬如在一九九零年出版的短篇小說初集＜鮭魚的故鄉＞【自立晚報】，就流於過度的意識形態而多少失去文學美質。而在一九九七年由探索文化出版的詩集＜玫瑰十四行＞，反倒像是十四首流行歌詞，詩的意念薄弱，結構不穩，都是促使自我往後幾年不敢再輕試散文之外的文類主因。副刊、文學雜誌亦早已將我定型於『散文作家』之類，似乎已成為文學烙印。
及至一九九九年初，忽而生命陷落無比低沉，年近半百又驚覺歲月已到世紀之末，竟然痛恨起自己浪跡塵世的現實無用；是什麼力量令我決絕的與自己的散文創作宣告暫別，而立願轉向我所陌生的小說，並且義無反顧的向前，如今想來是一種極其悲壯的自我割離。
這種自我割離，絕裂的生命作為，也正是我對文學創作的態度；我生性極其厭惡事物的一成不變及其重覆，哪怕在三十年的散文旅程之中，我猶如穿越黑暗無邊的茫然森林，試圖探測某些我所不知的祕境，運用多變幻化的美學思考的方式，呈現文學更大的可能。時而會憶及服役時，在冬寒暗夜的荒原演習短暫的歇息，偷偷的翻看康拉德小說＜黑暗之心＞的驚心狂喜，像小說主角上溯流向茫茫幽林中那條神秘、深邃的大河，要完成未可預知的結論。
世紀之末的一九九九年夏天，我開始撰寫在我心中纏繞了五年的長篇小說＜北風之南＞。
2
如果讓我選擇，依然會是文學作家之路。不知道有沒有人想過此一課題：宗教與文學是否意味著對抗？信仰和懷疑，群體或者單獨無關於提升或沉淪；坦白的明說：宗教不會容許文學的自由意志，更不用說是政治了。那是謊言和真實的絕對相異。我永遠不會相信文學要任由宗教或政治的擺弄操縱，良知是文學可貴亦可悲的本質，或有文學作家以文字歌詠宗教，也許是從其經典中獲取真理、智慧，我不作評論；若文學用以讚頌政治，甚至藉以討好當權者，這是污蔑、侮辱了文學之名。
文學前輩葉石濤有句名言：『台灣作家，有若野草，自生自滅。』
是這位橫跨日本與中國不同朝代，歷經二二八、白色恐怖時期被連誅入獄，苟活下來已然失去生命最初預期的青春、理想，幾乎破滅所有存活信念的卓越作家一生的悲壯感嘆。如今的台灣作家，願意以嚴肅文學為終生職志者，依然是野草般的自生自滅，除非寧為報喜之鵲，不做良知的烏鴉；真與美之秉持亦是文學遵循之人所能擁有的一絲尊貴與風骨。
我曾以『天譴的另類』形之於文學創作者。如是，自不必怨艾悔憾，相信冥冥之中有一份恩賜，否則文學不會降臨於吾輩，是我們選擇了文學，亦是文學寵幸了我們，在這愈加冷慄的世俗紅塵，人類相對地看不清楚自我真正的本質，文學作家在自己的土地上流放。流放不意味就是消極，而毋寧是更冷眼心熱的自我純淨，救贖過程。
所有的宗教信條，所有的政治喧嘩，終將成為自我綑縛的符咒，文學之存在，在於所有的爭奪與盲從紛擾之間，猶如一株樹木的陰涼，荒原漫漠之中的一叢幽靜的花朵，一片清藍的湖水或者是靜默飄過的雲影。壯闊與溫美皆俱，書寫者以真情著墨，閱讀者用心體會，每字每句皆如此知己、貼心，似無言卻萬千。
年少至今的生命信念，不變的是『自由主義』的堅持，放諸於文學創作乃至於昔日記者、編輯的職場經歷，到現在的媒體時政評論者角色，自由主義的理念於我一如文學的大植物園主義，我崇尚事物的看法保持某種必要的等距，尋求事物的本質與不確定性之來源，唯真是美，所有矯飾、虛偽、攀附皆為我所棄之。如此的個性，不免讓而今競相爭逐之人譏為『不識時務』，在這意識形態凌駕一切，只注重當前表象，而從不思及後事永續的粗暴島國，早已知悉自己是那般的不合時宜。
因此，我驚覺自己無日不沉陷於一種深沉的悲哀，卻不時的提醒、呼喚切不可因此餒志、絕望。近年來以小說行世，無不顯示其自我拯救、淨化的艱辛過程；不致與這只問立場不問是非的貪婪之地共沉淪共墮落。
常如是臆想：將來史家如何記載新世紀十年的台灣？從二零零零到二零一零，無恥失格的政客搭配蠶食鯨吞的財團鉅賈，藉『台灣』之名行擢掠之實，未來的子子孫孫前景堪憂，而文學竟是這般凋萎，商品化、速食化的出版品暢銷不正意味著人心不求深邃只貪淺薄的沉溺？幽冷黑暗的迷霧裡，相信仍有一群以嚴肅文學作為自我信仰的台灣作家，奮力以心血創作，猶如在夜暗之荒原點起一盞燈火。
3
散文三十年，剛好分割了三個階段。
小說家宋澤萊曾以『繼龍瑛宗之後又一哀美派自然主義的大匠』【一九九七年四月台灣新文學春季號】論我，這篇長達兩萬字的評論形容我的散文是『清明上河圖式的連作文學』，並將之分為：浪漫遐思期(1972~1977)、靜觀自省期(1980~1989)、傳記與報導期(1990~1994)、略休息再起步期(1995─)，並將我歸納為『第二波鄉土文學運動中，廣度最好的一位作家。』自是不忍苛求的文學同儕之疼惜過譽。
自己來區別創作的三個階段，剛好是十年一種風格。最初執筆是從一九七零年起始，到一九七七年，時為求學、服役、求職階段，彼時未走入繁複多端的社會，加上那時的文學環境，散文大多是吟風弄月而無社會關懷，未能免俗的唯美浪漫，濫情纖柔，愛情侵奪於文字甚至陷溺迷障而不自知，雖亦有自然景物描寫，也流於過度渲染強化，也就是說，自我的文學風格仍未確定，因而導致停筆兩年，深切省思，而有宋文所稱『靜觀自省期』的降臨。
一九八零年前夕，復筆的首篇散文＜千手觀音＞，藉以投石問路，其實是茫茫前路，有著無以預知的惶惑，是李瑞騰與陳信元初創蓬萊出版社予以慷慨之援手，讓我股起莫大勇氣向前邁進。繼之的旅行令我原是封閉的心靈打開，同時台灣社會的民主、抗爭的衝擊，美麗島事件如星火燎原，一向怯弱、噤聲的自己，竟也不顧一切在往後的十五年逐漸融入其中，是旅行與政治全然蛻變了我的文學取向，這正是我的第二個十年，生命既是華麗亦是蕭索。人民、土地遂成為此後的散文主題。
一九八八年到一九九四年，可能是一生自許為最適意，抒放的歲月，那是我在自立晚報工作的七年，從政治經濟研究員、資深記者、副刊主編，自由主義、本土立場的報社容許我們發揮壯志，而少加干預，至今我仍心懷感激，可惜這個極有歷史美譽的媒體竟也逃不過資本家與政客的操弄，竟至壯懷未盡。
這期間由於副刊編務繁忙，散文規模逐漸回到婉約的懷人描景，未能像一九八零年到一九九零年期間的奮力書寫人民、土地之歷史宿命乃至人間萬象的悲歡呼喊。九歌出版社是那段風起雲湧的文學豐盈期最無私、無懼支持我的生命動力。一九九六年以後的聯合文學，詩人初安民以出版鼓舞我重新拾回昔時的熱情，逐漸回到內心的深邃挖掘，驚見又是自我的另一次散文的盛世，這是已近半百滄桑了。
＜旅行的雲＞【一九九六年十二月聯合文學版】、＜手記描寫一種情色＞【二零零零年三月聯合文學版】加上＜蕭索與華麗1980~1990＞【二零零零年七月九歌版】、＜多雨的海岸1972~1977＞【二零零二年九月華成版】四書，足可一覽我三十年散文之精粹；後兩書是為斷代精選作品，去蕪存菁，毋寧是對文學的敬意亦是對自我生命的負責，必須鄭重告之。
或由於面臨新世紀，或因為試圖尋得再次的文學新象，我投入了陌生如海的小說領域，彷彿浴火重生，有著新人的喜悅同時亦有老人之蒼茫。明白再現實紅塵裡無以獲得的幸福，難以為繼的盼望，乃至於困厄支離，僅能從半生堅執的文學創作中求得溫美的慰藉；小說有若長河上溯，密林探尋，彷如留予一個空蕩的舞台，等候我賦以佈景，角色扮演，燈光造成的迷離幻境，各式臉譜，多色一是，邪惡與純潔，背德或尊貴，誕生還有死滅……。
賈西亞瑪奎斯之魔幻寫實少人能及，台灣並非中南美洲，一如華人相異於拉丁民族的保守與奔放，可以敬佩卻無必要摹臨；他卻多少為我這小說的初習之人推開了一扇窗，引領我看見不同於熟稔的散文書寫的另一種風景。學習說故事，並且掀開偽善者花俏的假面，在這冷酷的首都，跨越河流，試著以小說去旅行。
4
以書信求教於文學，亦是三十年與作家相互取暖、切磋的方式；並非自謙，而是藉以獲得學習得多，七零年代前期，前輩詩人胡品清似良師又似姨母，她自始青春如歌的心靈讓我知悉文學永不老去。後期則與同儕交友，年少就以小說、散文聞名的王定國論交，時而以書信相互激勵文學的精進，至今依然。
陳芳明曾被故鄉阻隔了整整十五年，從優柔多彩的青年到激昂壯烈的中年，他在北美西岸，我在台北淡水河東岸，那時，『陳芳明』三字是個禁忌的名字，航郵信末秀致的署名有時是『陳嘉農』，有時叫『宋冬陽』，真摯敦厚如兄似友，雖流亡於異國，卻比膚淺的我更瞭解台灣，書信中指點、辯明文學的真情實義，是八零年代我最可感的抒情革命伙伴。
一九九五年底，據說是北美東岸最暴虐的大風雪來襲，我抵達了冰風雪凍的紐約，畫家黃志超夫婦帶我登上的東河岸邊的聯合國大廈第二十三樓，終於與傳說中的小說家郭松棻握手相見，那是距離我首次讀到小說＜月印＞【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一~卅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之後的第十一個年頭，才有幸親予拜訪。返台後時以航郵互寄，郭松棻不提他壯麗的保釣運動，少說他那秀異非凡的小說，信中問及的是他與我各自在童年誕生熟稔的大稻埕舊憶。除了八零年代後期，回返了一次故土，再也不曾踏上台灣故鄉，中風之後，復健期間，仍以顫抖乏力的左手，勉強捎信予我，令我不忍於心，倒是近年在故鄉出版了＜雙月記＞【二零零一年草根版】及＜奔跑的母親＞【二零零二年麥田版】兩本小說，印證他勇毅存活的堅韌。
是多麼令人眷念的文學情誼啊！書信聯繫著天涯海角，莫逆之心不就來自同樣是文學美神眷顧的子民，在我深陷生命低潮的灰黯時刻，接獲遠地來鴻，彷彿是荒原行路乍見的溫暖燈火，相互扶持，彼此激勵：要好好的活著，用心的創作，哪怕文學如此的孤寂……。
晨光乍現，我仍在埋首殷殷書寫。多少年不曾去探望我最初唯美啟蒙的胡品清？是我蒙塵久矣的心不再純淨所致的心虛汗顏，不敢前去，僅是短短數里的陽明山華岡。王定國應還在睡夢中吧？白天是事業有成的企業總裁，卻仍憂心敗壞的台灣，自苦文學的毫無出路。陳芳明奮鬥的教學相長，巨大的文學工程＜台灣新文學史＞已逐頁書寫到八零年代，而他如何描寫自己的流放歲月？至於最遙遠的郭松棻，身體的恢復是否日有進步？我應該給他寫信，問他，盛夏的紐約，心情是否還是冬寒？
5
座標不明，彷彿依稀的誕生緯度
初冬微霜的一九五二與一九五三交界；
你是戰後孤寂的嬰孩。
如何描繪，關於出生三日就被轉移
從一個母親到另一個母親？
裹著被剪掉臍帶未乾的絲微血痕不小心
依附的貧窮薄被，
嬰孩從出生就開始學習老去……
濛霧的童年之巷靜靜行走
沒有人告訴你，如何應對冷厲人世，
思考的導引，是窗外旅行的雲
蒼鬱的山與海；
心，總是搖曳一雙翅膀，向遠方
你是尋愛卻自始挫敗、被誤解之人
你是最遙遠光年，那顆最最孤寂的星球；
只有最深的暗夜，一盞燭為你點亮
兀自唱歌，你是這古老之城的漂浮靈魂。
曾經天真傾往
譬如一個完美、公義的國度
半生卻陷落在虛矯、欺瞞的野獸社會
誕生你的島嶼，竟如此蠻橫不堪
於是，你永遠在家鄉流亡
逐漸傾圮你原先堅信的城堡
決定把引為經典的信念焚為哀傷的灰燼
然後自我搗碎、重生，還原為最初的嬰孩
五十年前，這嬰孩早已老去……
如果你還具備著相信的能力就該學習遺忘
彷彿三十年前，就等待著愛的破滅
美德的動搖以及準備好防衛姿勢
半生回首，僅存一片頹然之廢墟
－－＜五十歲＞2002年1月16日聯副
這是寫給自己的詩，紀念半百生命印記。其實是在小說的書寫遇到困厄之時的餘緒，更遙遠的自我剖析、省思乃至於回憶的書寫形式毋寧是三十年前模仿沈臨彬＜泰瑪手記＞日記體（沈氏則自承是來自安德列紀德之＜地糧＞的寫法）。手邊攜帶著筆記本，逐日寫下生命所感之人事物，不同於散文題裁的單一主體描述，手記體文字說來跳躍，如黑夜焰火，卻比純粹的散文更有深沉、真實的力量；在於剎那的心境顯影，焰火、星光般的閃眩，雖可能呈現片斷、即興，卻時而意想不到的異色之美感。一九九二年五月皇冠版的＜漂鳥備忘錄＞一書，正是我從高中三年級到服完兵役那年的手記（1971年~1976年），如今重讀年少時光對情愛的純淨、文學之初涉、生命一廂情願的自以為是，也許愚痴卻益顯其珍貴而心疼。此類手記體文學，或亦是散文的旁支另類，卻可一窺作家在彼時的心境映照，而少單純在散文創作時多少的隱藏或矯飾；雖說以短句立即果決的論斷對某種現象的直覺，文學的美感及文字應該具備的技巧，缺一不可。
二零零二年七月中旬，完成了第二部長篇小說＜藍眼睛＞(二零零三年二月印刻版)之後的半年期間，也許是為了平撫下日以繼夜的小說接利後，從緊繃到鬆弛的狂亂心緒，我開始書寫手記＜瓶中書＞系列。相距近三十年，從嫩稚到圓熟，清純到滄桑，比起如一首青春之歌的＜漂鳥備忘錄＞而言，＜瓶中書＞毋寧是一本懺悔錄，歲月沉沙，身心蒙塵，卻也焠煉出厚實而穩定的生命體驗，其中對於台灣社會也有許多意見，主要是以省思自我的光彩明暗，毫不遮掩、矯飾的直剖內在；三十年來的散文歷程，我所不忘的真情實意及堅持不渝的『自由主義』，永遠在野的反對者就是特質。
6
新世紀之初，許諾以小說作為新出發點，竟在切割原有的散文創作慣性，同時怕因之年華漸老，安於現狀而停滯不前；毅然抉擇轉向小說是試圖考驗、挖掘內在潛藏的更大可能。
曾採訪過西班牙內戰，晚年嗜愛古巴風情的小說家海明威說過
『作家之於書寫，某些在於有過一個孤寂、不愉快的童年。』
誠如斯言。我的第一個長篇小說＜北風之南＞（二零零二年六月聯合文學版）正是試圖斬斷個人童年夢魘之作，遙想五零年代末期，雙親他們的愛恨情仇、風塵女子被環境、現實所擺弄，背景是國民黨政府遷台的十五年後，面臨二次世界大戰後，幾為美軍B29轟炸機群所肆虐，經濟、民生凋疲的台灣，驚惶未定的國民黨政府則以『肅清匪諜』之名，行剷除異己之實，遂其『白色恐怖』的黑暗統治。
我乃土生土長的老台北人。相同背景的前輩作家（延平北路大稻埕一帶）約略如：郭松棻、謝里法、東方白、莊永明等人，他們生於日治末期，我則是誕生於一九五二年、一九五三年之交的大龍峒豬屠口，後搬家到雙連的寧夏路、錦西街。雙親時而為貧厄的生計所困，我的童年必須自求調適，孤寂彷如陰影，愉悅就是眺望台北盆地西北方的兩大高峰：大屯山及七星山。或前往茶行街堤外的淡水河，兀自眺看蜿蜒入海，在黃昏時刻晚霞滿天，倒映著燦爛波光的壯闊河面，或發呆或臆想未來……小說中所描摹的東雲閣酒家、第一舞廳、迪化街城隍廟、北投溫泉、松山機場等等，說是小說背景，毋寧成為我孤寂童年的追悼。
這個長篇小說一直在心中構思多年，顯影的是雙親的年代，記載彼時的悲歡離合；或有讀者以二十年來慣稱的『鄉土文學』視之，一般論及『鄉土』二字，似乎已約定俗成是描寫農鄉、漁港等勞動階層，我卻寧以『本土』定位：凡是以雙足所行過，生養我們的台灣土地，不論鄉野或都會，寫出台灣人的生活、思索中的尊貴或卑微，皆是最典型的『本土文學』，或一概以『台灣文學』稱之最為允宜。
多年以來，憂心台灣文學的論者有人以『南北』分之所謂『台灣文學正統、主體性』，我則認為這種論述乃由於國民黨長期執政，對本土文學的蓄意輕忽，高揚『中國文學』意識所引致的反撲，該知：文學作家之所以書寫，不就出自於生命思考及美感追尋，除此之外社會的公理正義亦不可或缺，如此的文學傳統自然是『理想主義』的永生信念，舉世皆然。若為執政者所不樂意見到，是文學說出諍言實話，或許昔日與文學作家抱持著相同『理想主義』信念的反對人士，在他們獲得政權之後，由於政治的妥協或變質，逐漸忘卻往日的理想許諾，文學作家卻切不必跟隨起舞應和，這才是文學書寫足可感人且肯定自我的尊貴方式。
逆向而行，先以長篇小說＜北風之南＞完成叩問小說之門的試探，再以十個短篇小說印證自我從三十年散文的慣用型態轉換的可能，以我從一九八零年至今，參與民主運動及媒體新聞工作的經歷，書寫成＜革命家的夜間生活＞系列一書（二零零一年五月聯合文學版）。
這是我的第二本短篇小說集（第一本是一九九零年自立晚報版＜鮭魚的故鄉＞）相隔十二年的小說形式，共同點在於民主運動的主題，相異之處卻是前者趨於使命感的宣教意義大於文學形式，而後者卻警惕於前者的缺陷而嚴謹守住文學的美質，十篇小說分別從十種不同、寬廣的面向展延：政治犯、原住民、老革命家、政客、地下電台、醫生畫家、張學良事件、記者、學運世代、台灣民主國。
我不諱言有著巨大的企圖心，試圖以這短篇小說集連接台灣百年的歷史顯影；在私心的揣想則是一種自我的救贖。當然，我有明晰的意見，我曾經一心傾往投身的民主運動，在後記的一段文字裏，沉痛的感嘆：
『以文學的思考、理想的信仰去關懷台灣的反對運動，主要是想尋求一份真實的瞭解，瞭解之後卻是巨大的折傷。文學與政治，本來就是一種若即若離、忽明忽暗的對立，明知如此，還是懷抱著一份體恤之心，但終究是黯然告別。』
生命至此，已然無言。風起雲湧的『革命歲月』遙如漸去漸微的青春之歌，我從不後悔有過的堅信與耗損；文學慢慢的將我喚回寂靜的書房，在我深感絕望、沮喪的惘然之時，我慶幸能以書寫替代所有無以言喻的失志傷痛。
＜革命家的夜間生活＞將我在半百之年予以切割，一分為二，告別我狂飆、炙烈的過往，還我純淨、自在，全然的文學生活。我寫下來也完成了自我許諾的，關於童年的記憶以及未曾缺席的壯麗年代，彷如幻夢一場。
再也不必有感傷的莫名情緒，誠如文學摯友王定國勉勵於我的：『文學這種事業，本來就需要自己鼓掌自己前進；在自認為迷失的文學世界裏，發現迷失的尊貴。』
7
三十年的文學歷程猶如旅行。
事實上，我亦以持續的旅行試圖撥開視野，讓異國、本土的不同形貌豐饒我的書寫；我極厭惡題裁及文字的重覆，曾經在年輕時迷戀繪畫，線條及顏彩的變化以我自擬的高標準宣告失敗之後，反而形成文學的『圖像思考』模式，風格之形成，美感之誕生自此確立。
哪怕在寫實於新聞、政治事件，絕不流俗於粗陋的遷就；也就是說，我一直嘗試以映像畫面及圖繪乃至於詩的表現方式賦予文學多向的美感構成。堅信：文學美質在於將文字如魔術般的擺置、組合，如一組音樂，一幕戲劇。
第二個長篇小說＜藍眼睛＞（二零零三年二月印刻版）多少能較為符合此一標準的呈露，亦全然走出前三本小說有關自我生命體驗的限囿。像歷史借鏡卻可以審慎的避開被既有歷史所牽絆的困境，場景拉到三百多年前的西班牙海盜，拉回三百年後兩個眸如海藍的現代女子，組合成一個『隔代遺傳』的異想小說。
來自於多年來浪跡於各地的旅行所得，那些古老、美麗的文明，相異的族群、共同的人生交會，譬如情愛、認同和矛盾…...在昔日的散文裡已有多方討論，累積為此後小說取材的莫大助益，這是轉向小說之前所始料未及的福分；好像三十年的散文書寫正是為現今的小說漸進的儲備能量，這種驚喜在於長年耕植於一片靜美的花園，走出後穿過茂密的幽深森林，攀上岩岬，竟是無與倫比的壯闊群山層疊無盡。
而今，我仍固執的以筆書寫，遠離電腦。墨水接觸稿紙的那刻，對我就是一種愉悅，是偏頗的迷戀傳統的書寫方式或是懶得研習新的科技程序？對此拒絕潮流的格格不入，也許增添了編輯人員在排版作業上的繁複及不便，但求體諒我這與生俱來的執拗、迷戀手寫的樂趣，或者真的成為後來者所笑喻的『古今之人』了。
旅行與回憶組合了我三十年的散文風格，小說對我是一次全新的生命體驗，兩者之間包容而不相斥；可以跳脫私己的情緒流盪，冷眼心熱的進行毫無所知的文學冒險及探測，猶如在書寫＜藍眼睛＞小說之間，自我好似那艘從西班牙海軍叛逃的聖馬丁號船艦，沿著茫茫未知的遙遙航路，往東方前來。作者成了自己筆下的摩爾人水手，觀天象測潮水，海洋是祖先曾經策馬奔馳的北非大漠，在無邊的航行孤寂中，自得一種生命的自在與遼闊。
忽而回首，兀自已然陌生的自己十八歲之青澀、羞赧的文學少年，在台北武昌街明星咖啡店樓下，向著閉目沉思的詩人周夢蝶先生怯怯問及：我，可不可以買你的＜孤獨國＞？請前輩您為我題字簽名？可以嗎？
而後是十年後生平獲得的第一個文學獎，驚喜的因之結識了同時領獎的秀異作家，像小說家黃凡，詩人夏宇……第二屆時報文學獎散文類銅鑄的獎牌現今已鏽痕斑剝，彷如流失的歲月不再，我卻依然在默默書寫。
第二個十年，奔走在新聞採訪及民主運動的激情之路，自己個人的情愛、幸福亦因忽略、任性而破滅、崩塌，起伏多端的悲歡離合一再來去激迴，暗夜獨自飲泣，只有燈下的稿紙無聲呈現我藉以存續生命些微的自信與堅持。
穿越第三個文學的十年，明白自己除了文學安身，已是一無所有，半生華年彷如一盹醒轉皆已滿園落葉，徒留幽然不語……。
動靜之間，只有文學不渝如永遠的戀人，而茫然的未來，早已不敢臆測及盼望，我從書桌前站起身來，思忖片刻，又坐了下來，毅然拿起方才放下的筆，繼續進入書寫狀態。
二零零三年八月二日台北大直
